其实乔时七生日那天，事情已经有了转机。和林羡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位国外知名的导演兼国外某大学的教授，他看过乔时七的作品，希望能邀请乔时七到学校里开讲座。

在那个国家，不会有人在意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超过在意他的作品。

而林羡也成功应聘成为某绘画杂志的编辑，以他对绘画的灵感，将杂志的效应带到了顶峰，并且到后来成了杂志的副主编。

一切都好转了，唯独我。

两个重获新生的人，为了来之不易的工作几乎废寝忘食。林羡将十岁的我送到全日制的寄宿学校，每周大概能来看我一次。

我希望每个星期林羡来的时候，乔时七能一起来，但是没有，林羡每次都和我说，是工作太忙。

但是我心里清楚，他是怨我。那张无可复制的画，唯一一张林羡的原稿，被我毁了。

学校里我害怕和任何人来往，任何人对我的善意在我眼中都是怜悯。几乎偏执地，我不说话，不在意身边任何事情，甚至对主动接近我的人冷漠以对。

学校里每个人都把我当成怪人，渐渐地都默契地绕开我。对我来说，反而方便了很多。

等到林羡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接近三年，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任何多的交流，心理医生判定是严重的自闭症。

那天林羡抱着我，他觉得我的病全都是他的错，他流着泪和我说了很多话，奇怪的是，我连哀伤也感受不到了。

明明不想让林羡愧疚，想告诉他我这样子也很好，然而僵硬了三年的脸，已经忘了所有的表情。

林羡带我认识了于晗，他的侄子，一个运动神经发达，一刻都静不了，每天都闹得恨不得上天的人。

林羡逼着于晗转学到我的学校，让他照顾我。

他是我见过最死皮赖脸，也最厚颜无耻的人，每天闹腾，嘴巴跟上了发条似的，停不下来，逢人就搂过我的肩膀，说，“这是我亲戚。”

我一句话没有和他说，以为大概和其他人一样，不用几天，他就腻了。

两人同桌，同宿舍，他天天如是，像照顾一个任性的弟弟，大概过了一年，我对他说了第一句话。

一天他又搂着我招摇过市，经过厕所的时候，我说，“放手。”

他朝周围看了看，确定这个声音是从我发出来的，之后他就石化了，看着我。

我伸手指了指厕所，他咧嘴一笑，松手推着我进去，脸上的表情竟有一点点感动。

出来之后他就搂着我的肩膀，逢人就说，“今天他和我说话了。”

渐渐地情况好了很多，但和陌生人交流仍然有障碍，而除了于晗，几乎没有其他的朋友。

一个人其实也还好，但在心里一直钉子一样扎着我的，是乔时七的那句话。直到高中毕业，乔时七从没有来学校看过我，偶尔的电话联系，都是匆匆忙忙。

后悔早已挽回不了任何事情，可是他，连道歉的机会，都不愿意给我。我好想当着乔时七的面，和他说一声，爸，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