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疃，為擾百端；又數百裏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興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為額，等第均數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八月，詔鎮江都統司及武鋒軍三處屯田兵並拘收入隊教閱。六年，罷和、揚州屯田。八年，複罷廬州兵屯田。

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駐紮副都統制郭杲言：「襄陽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於邊計。非田之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為實邊之計。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從之。

紹熙元年，知和州劉煒以剩田募民充萬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十三年，四川宣撫安丙、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余頃，夏秋輸租米一十四萬一千余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糴，為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後，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驕將豪民乘時佔據，其弊不可概舉。今豪強移徙，田土荒閑，正當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逃絕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為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並括之。」初，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堰為屯田，民不以為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於屯田。

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萬人於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教以騎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則取其半。十月，知大寧監邵潛言：「昔鄭剛中嘗於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余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宜詔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之，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從之。

嘉熙四年，令流民于邊江七十裏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于邊城三、五十裏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

鹹淳三年，詔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種屯田，既困重額，又困苛取，流離之餘，口體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輸急於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舊欠並除之，複催者以違制論。」

常平、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

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浸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鬥。民饑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即下其直予民。

咸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于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歲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糴，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而沿邊州郡不置。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於是增置司農官吏，創廨舍，藏籍帳，度支別置常平案。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糴粟，鬥毋過百錢。後又詔當職官於元約數外增糴及一倍已上者，並與理為勞績。天禧四年，荊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糴數十八萬三千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

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余萬，歲饑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後又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矣。

自景祐初畿內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戶，戶一斛。慶曆中，發京西常平粟振貧民，而聚斂者或增舊價糴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詔誡之。淮南、兩浙體量安撫陳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糴常平倉粟，令於元價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詔止於元糴價出糶。五年，詔曰：「比者湖北歲儉，發常平以濟饑者，如聞司農寺複督取，豈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

明道二年，詔議複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複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鬥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明道中，饑歉，國家欲盡貸饑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併之家出粟數千石則補吏，是豈以官爵為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為之爾。且兼併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兼併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曆初，琪複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複罷。

其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事，年谷豐熟，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振之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饑而死者過半矣。願放隋制立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遇年谷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災。此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者也，況取之以為民耶？」下其說諸路以度可否，以為可行才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振給，或謂置倉煩擾。

於是黯複上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於饑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複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振給，則常平之設，蓋以准平谷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或遇凶饑，發以振救，既已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莩，起為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給也。若謂置倉廩，斂材木，恐有煩擾，則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牽於眾論，終不果行。

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內之數上之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四萬留五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名於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大小均給之。其大略如此。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谷，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鬥，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併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谷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余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詔可。

既而條例司又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先行于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訪問民間多願支貸，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當議置提舉官。」時天下常平錢谷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以朝官為之，管當一員，京官為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初，神宗既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安石為帝言天下財利所當開闢斂散者，帝然其說，遂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箱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自是專一講求立為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于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為青苗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廉在河北，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不以為便。廣廉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眾。右正言李常、孫覺乞詔有司毋以強民。時提舉府界常平事侯叔獻屢督提點府界縣鎮呂景散錢，景以畿縣各有屯兵，歲入課利僅能贍給；又民戶嘗貸糧五十余萬石，尚悉以聞；今條例司又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緡為青苗錢給散，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司官至中書戒諭之。王安石言：「若此，諸路必顧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條例司指揮。」從之。

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

臣准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併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有物業勝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借。且鄉村上等戶並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併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為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製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均陪之患。

去歲河朔豐稔，米鬥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斂，俟貴而糶，不唯合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糴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糴本盡為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為己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于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為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于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併，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

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以為疑，因令呂惠卿諭旨起安石，安石入謝。既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複上疏曰：

「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唯舉大概，用偏辭曲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此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同禮》取息已不為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

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雲：「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雲：「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曲、奚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綢絹斛鬥低估，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綢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

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零糴常平倉斛鬥，此蓋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稱《周禮》以為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詳之。」

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雲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帝因使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皆情願，無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群臣進讀邇英畢，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曰：「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竟出知永興軍。

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眾，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雲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紜，皆雲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後以言不行致仕。台諫官呂公著、孫覺、李常、張戩、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歐陽修繼韓琦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鎮。知陳留縣薑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壅令，使其屬按驗，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即移疾去。

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貰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也。況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斂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嘗兩輸息錢，乃別為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南康軍鹽酒稅。陝西轉運副使陳繹止環、慶等六州毋散青苗錢，且留常平倉物以備用，條例司劾其罪，詔釋之。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寺，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寺，兼領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俵常平官吏多違法，王安石請縣專置一主簿，主給納役錢及常平，不過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耳。從之。

帝以久旱為憂，翰林學士承旨韓維言：「畿縣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為帝言：「聞民間甚苦青田、助役錢，盍罷之！」會百姓流離，帝憂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四月，出知江寧府。然安石薦韓絳代相，仍以呂惠卿佐之，于安石所為遵守不變。既而詔諸路常平錢谷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兩經倚閣常平錢人力，不得支借。民間非時闕乏，許以物產為抵，依常平限輸納。當輸錢而願輸谷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六年，戶部言：「准詔諸路常平可酌三年斂散中數，取一年為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錢銀穀帛貫、石、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斂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斂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斂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斂少及散斂俱少之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

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法。明年，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蔡承禧言：「義倉之法，以二石而輸一鬥，至為輕矣。乞今年夏稅之始，悉令舉行。」詔可，仍以義倉隸提舉司。京東西、淮南、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料為始，民輸稅不及鬥免輸，頒其法於川峽四路。元豐二年，詔威、茂、黎三州罷行義倉法，以夷夏雜居，歲賦不多故也。八年，並罷諸路義倉。

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谷財物，盡樁作常平錢物，委提點刑獄交管，依舊常平倉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錢谷給斂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諫王岩叟、監察禦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覿、右司諫蘇轍、禦史中丞劉摯交章論複行青苗之非。八月，司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紮；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欲下諸路提點刑獄，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

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似此本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於是王岩叟、蘇轍、朱光庭、王覿等複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願盡付三省，公議得失。」初，同知樞密院範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複散青苗錢，四月之詔，蓋純仁意也。時司馬光以疾在告，已而台諫皆言其非，不報。光尋奏乞約束州縣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尋詔：「常平錢谷，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

紹聖元年，詔除廣南東、西路外，並複置義倉，自來歲始，放稅二分已上免輸，所貯專充振濟，輒移用者論如法。二年，戶部尚書蔡京首言：「承詔措置財利，乞檢會熙、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為定制。」淮南轉運司副使莊公嶽謂：「自元祐罷提舉官後，錢谷為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給散，隨夏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患。」奉議郎鄭僅、朝奉郎郭時亮、承議郎許幾董遵等皆言：「青苗最為便民，願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詔並送詳定重修敕令所。三年，舊欠常平錢谷人戶，仍許請給。

宣和五年，令州縣歲散常平錢谷畢，即揭示請人名數，逾月斂之，庶革偽冒之弊。先是，諸路災傷，截撥上供年額米斛數多，致闕中都歲計，令京東、江南、兩浙、荊湖路義倉穀各留三分，餘並起發赴京，補還截撥之數。六年，詔罷之。

高宗紹興元年，並提舉常平司于提刑司。明年，以臣僚言複常平官，講補肋之政以廣儲蓄。九年，用宗正丞鄭鬲言，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二十八年，以趙令詪請，糶州縣義倉米之陳腐者。

孝宗隆興二年，遣司農少卿陳良弼點檢浙東常平等倉。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堅奏廣糴常平。福建轉運副使沈樞奏，水旱州郡請留轉運司和糴米以續常平，上即為之施行。八年，戶部侍郎楊倓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鬥輸五合，不及鬥者免輸，凡豐熟縣九分以上即輸一升。令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余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不少，間有災傷，支給不多。訪聞諸州軍皆擅用，請稽之。」

甯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臣僚言：「紹興初，台臣嘗請通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縣，別儲以備振濟，使窮民不至於艱食；惟負郭義倉，則就州輸送。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

寶慶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縣素無蓄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東總領岳珂任江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糴米五萬石，樁留江東九郡，以時濟、糴，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悈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即有贏羨。若立之規繩，加以黜陟，所糴至萬石者旌擢，其不收糴與擾民及不實者鐫罰，庶幾郡縣趨事，蓄積歲增，實為經久之利。」有旨從之。

景定元年九月，赦曰：「諸路已糶義米價錢，州郡以低價抑令上戶補糴，正稅逃閣，義米用虧，常平司責縣道陪納，縣道遂敷吏貼、保正長、攬戶等人均納。自今視時收糴，見系吏貼等人陪納之錢並與除放。」五年，監察禦史程元嶽奏：「隨粳帶義，法也。今粳糯帶義之外，又有所謂外義焉者，絹、綢、豆也，豈有絹、綢、豆而可加之義乎？縱使違法加義，則絹加絹，綢加綢，豆加豆，猶可言也；州縣一意椎剝，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義，甚者赦恩已蠲二稅，義米依舊追索。貧民下戶所欠不過升合，星火追呼，費用不知幾百倍。破家蕩產，鬻妻子，怨嗟之聲，有不忍聞。望嚴督監司，止許以粳帶義，其餘盡罷。其有循習病民者重其罰。」從之。咸淳二年，以諸路景定三年以前常平義倉米二百余萬石，減時直糶之。

志第一百三十食貨上五（役法上）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裏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掏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

建隆中，詔文武官、內諸司、台省、寺監、諸軍、諸使，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州縣不得役道路居民為遞夫。後又詔諸州職官不得私占役戶供課。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著於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詔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為裏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眾役，多調廂軍。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刑獄府界段惟幾發中牟縣夫二百修馬監倉。群牧制置使代以廄卒，因下詔禁之。惟詔令有大興作而後調丁夫。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複役，衙前將吏得免裏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子所挾田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