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初，議興廢監，以復舊制。於是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並、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岩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複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端，若複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複。

初，熙寧中，並天駟四監為二，而左、右天廄坊亦罷。至是，複左、右天廄坊。時又有旨，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不由駕部而達尚書省。兵部尚書王存、右司諫王覿言：「先帝講求歷代之法，正省、台、寺、監之職，上下相繼，各有統制。其間或濡滯不通，宜量加裁正，不可因而隳紊。」言不果行。又詔舊屬群牧司者專隸太僕寺，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及駕部。至崇寧中，始詔如元豐舊制。

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複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複畿內孳生十監。詔以莊宅副使麥文昞、內殿崇班王景儉充提舉。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

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脾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甯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余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為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蓋自複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久當益弊。且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疋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為條畫，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行之。

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于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為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時同知樞密院者，曾布也。

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曾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複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于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複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

崇甯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馬之數，凡一千八百疋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匹以下，至河東路僅九匹，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及行也。

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余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于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閒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蘭湟路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匹，於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明年，詔熙河路應縣、鎮、城、砦、關、堡官並兼管幹給地牧事。四年，複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複東平監。

政和二年，詔諸路複行給地牧馬，複罷東平監。五年，提舉河東給地牧馬尚中行以奏報稽違，且欲擅更法，詔授遠小監當官。於是人皆趣令，牧守、提舉以率先就緒遷官第賞者甚眾。七年，有司言給地增牧，法成令具，諸路告功。乃下諸路春秋集教，以備選用。令下，奉行之者益力。

蔡京既罷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複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罷，三年而複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如官司輒複請占者，以違制論。

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

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複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于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

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強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于諸路矣。

時河東騎軍馬萬一千餘匹，番戍率十年一周。議欲省費，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之以合額。俟正軍馬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下中書、樞密院。樞密院以為：「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才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況減軍馬五千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馬，不以五千為限，於理為可。」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七千。募民牧養，可省雜費八萬餘緡。計前二年官馬死，倍于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便。」帝卒從樞密院議。九年，京畿保甲養馬者罷給錢布，止免輸草而增馬數。

元豐六年，取河東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騎戰，且以本路鹽息錢給之。每二十五千令市一馬，仍以五年為限。

七年，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錢十千，限京東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甲馬官，京西以呂公雅，京東以霍翔領之。罷鄉村物力養馬之令，養戶馬者免保甲馬，皆翔所陳也。

翔及公雅既領提舉事，多所建白。請借常平錢，每路五萬緡，付州縣出息，以賞馬之充肥及孳息者。願以私馬印為保馬者聽。養馬至三匹，蠲役外，每疋許次丁一人贖杖罪之非侵損於人者。詔悉從之。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限十五年者促為二年半。京西不產馬，民貧乏益不堪，上慮有司責數過多，百姓未喻上意，詔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市八匹，限以八年，山縣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匹，請令諸縣弓手各養一匹，以贖失捕之罪。

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為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

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以備官買。熙甯二年，河北察訪使曾孝寬以為言，始參考行之。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複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為憂。

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疋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于提舉司。於是諸道各上其數，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北路七百一十六。

時初立法，上慮商賈乘時高直以病民，命以群牧司驍騎以上千疋出市，以平其直。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為生，誠為便利。」已而得駒庳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複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准此。

時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七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

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于戶馬之意雲。

至於收市，則仍嘉祐之制，置買馬司于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焉。八年，遂置熙河路買馬場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繼又置熙河岷州、通遠軍、永寧砦等場，而德順軍置馬場亦複。先是，麟府路上所市馬三百，以其直增於熙河而又多羸憊，乃罷本路博易，令軍馬司自市。時又以邊臣之議，市岢嵐、火山軍土產馬以增戰騎。既又以邊人盜馬越疆以趣利，尋皆罷之。自是，國馬專仰市於熙河、秦鳳矣。

熙寧七年，熙河用兵，馬道梗絕。乃詔知成都府蔡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明年，延慶言：「威、雅、嘉、瀘、文、龍州，地接烏蠻、西羌，皆產善馬。請委知州、砦主，以錦采、茶、絹招市。」未及施行，會威、茂州夷人盜邊，及西邊馬已至，八月，遂詔罷提舉戎、黎買馬。

元豐中，軍興乏馬。六年，複命知成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遂制嘉州中鎮砦、雅州靈關等買馬場，而馬皆不至。元祐初，乃罷之。

元祐中，嘗詔以蜀馬給陝西軍，以陝西馬赴京師。崇甯五年，增黎州市馬至四千疋。然凡雲蜀馬者，惟沈黎所市為多，其他如戎、瀘等州，歲與蠻人為市，第存優恤，數馬以給其直。大觀初，又詔播州夷界巡檢楊榮，許歲市馬五十疋於南平軍，其給賜視戎州之數。

熙寧中，罷券馬而專於招市，歲省三司錢二十萬緡。自馬不下槽出牧，三司得複給芻秣之費更相補除，而三司歲償群牧者，為緡錢十萬，以增市馬。券馬之罷已久，紹聖初，提舉買馬陸師閔奏複行之，令蕃漢商人願以馬結券進賣者，先從諸場驗印，各具其直給券，送太僕寺償之。其說以為券馬既盛行，則綱馬可罷。行之三年，樞密院言券馬死不及厘，而綱馬之死十倍。乃賜師閔金帛，加集賢修撰，以賞其功。時議既不以券馬為是，主管買馬閻令亦言其枉費。然曾布力行之。崇寧中，乃詔買馬一遵元豐法。

市馬之官，自嘉祐中，始以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以制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熙寧中，始置提舉熙河路買馬，命知熙州王韶為之，而以提點刑獄為同提舉。

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買馬，固為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十年，又置群牧行司，以往來督市馬者。

元豐三年，複罷為提舉買馬監牧司。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並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便。」奏可。仍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眾。六年，買馬司複罷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複故。

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職任始一。

市馬之數，以時增損。初，原、渭、德順凡三歲共市馬萬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誨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券馬歲至者萬五千匹。今券馬法壞，請令增市，而優使臣之賞。」熙寧三年，乃詔涇、原、渭、德順歲買萬匹，三年而會之，以十分為率，及六分七厘者進一官，餘分又析為三等，每增一等者更減磨勘年。自是，市馬之賞始優矣。時誨上《馬政條約》，詔頒行之。其後，熙河市馬歲增至萬五千。紹聖中，又增至二萬匹，歲費五十萬緡。後遂以為定額，特詔增市者不在此數。

崇寧四年，提舉程之邵、孫鼇抃以額外市戰馬及二萬匹，各遷一官。鼇抃仍賜三品服。大觀元年，龐寅孫等又以買御前良馬及三萬疋，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漸等更以遵用元豐成法，省費不貲，各加職遷官。時如此類頗眾。賞典優濫，官屬利於多市馬，取充數而已。

支配。舊制，自禦馬而下，次給賜臣僚，次諸軍，而驛馬為下。

熙甯初，樞密院言：「祖宗時，臣僚任邊職者，或賜帶甲馬，示不忘疆埸之事。承平日久，僥倖滋長。請應使臣閤門祗候以上，充三路路分州軍總管、鈐轄之類，賜馬價如故，餘皆罷給。」奏可。十年，群牧司又言：「去歲給安南行營及兩省、宗室、諸班直及諸軍、諸司馬總三千餘匹，未支者猶二千。請裁宗室以下所給馬，諸司停給。」從之。自罷監至此，始闕馬矣。

熙甯初，詔河北騎軍如陝西、河東社馬例立社，更相助錢以市馬，而遞增官直。尋出奉宸庫珠十余萬以充其費。其後，陝西馬社苦於斂率。元豐中，乃詔本路罷其法，更從買馬司給之。時又諸路置將，馬不能盡給，則給其直，而委諸將自市。其在熙河蘭會路者，即以為買馬之數。

初，內外諸軍給馬，例不及其元額，視其闕之多寡，以分數填配。元豐更立為定制，凡諸軍闕馬應給者，在京、府界、京東西、河東、陝西路無過十之七，河北路十之六。然其後諸軍闕馬者多，紹聖三年，乃詔提舉陸師閔於歲額外市馬三萬匹，給鄜延、環慶路正兵，余支弓箭手，仍權不限分數。

宣和初，真定、中山、高陽等路乏馬，複給度僧牒，令帥臣就市，以補諸軍之闕。

高宗紹興二年，置馬監于饒州，守卒領之，擇官田為牧地，複置提舉。俄廢。四年，置監臨安之余杭及南蕩。

十九年，詔：「馬五百匹為一監，牡一而牝四。監為四群。歲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帝謂輔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昨自牧養，今二三年，已得馬數百。」先是，川路所置馬，歲牧於鎮江。是年春，上以未見蕃息，遂分送江上諸軍。後又置監郢、鄂間，牝牡千，十餘年僅生二十駒，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秦、川、廣三邊焉。

秦馬舊二萬，乾道間，秦、川買馬額歲萬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出易馬絹十萬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慶元初，合川、秦兩司為萬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兩司為萬二千九十四。

然累歲市易，多不及額。蓋南渡前，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郵，良健可備行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其間良者不過三五，中等十數，餘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貳貪賞格，以多為貴。經涉險遠，且綱卒盜其芻粟，道斃者相望。

成都府馬務，歲發江上諸軍馬凡五十八綱，月券錢米二百緡，歲計萬一千六百緡。興元府馬務，歲發三衙馬百二十綱，其費稱是。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靳錢帛，馬至，價不即償致然也。

舊蕃蠻中馬，良駑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卒，欲馬溢額覬賞，乃高直市之。夷人無厭，邀求滋甚。後邛部川蠻恃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而夷人每貿馬，以茶、錦不堪藉口」

慶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馬至秦司亦罕。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七年，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荊、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司、步司各千，川馬良者二百進禦。此十九年所定格也。

廣馬者，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請市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于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七年，胡舜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絁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得馬千五百。須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雲，尤駔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第官價已定，不能致此。

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砦求市馬，知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遺遣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自產小駟，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諸軍。

寶慶四年，兩淮制府貿易北馬五千餘，而他郡亦往往市馬不輟。咸淳末，有紀智立者獻謀，以為兩淮軍將、武官、巨室皆畜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團結隊伍，借助防江，各令飼馬役夫自乘之官，優給月錢一年，以半年為約，江面寧即放歸。又雲，陳岩守招信，團馬至七千，出沒張耀，此其驗也。臣僚言：宜仿祖宗遺意，亟謀和市馬，如出一馬，則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馬，遵陸則崇岡複嶺，盤回鬥絕；舟行則峽江湍急，灘磧險惡。每綱運，公私經費十倍，而人馬俱疲。上則耗國用，下則困州縣。綱兵所經，甚於寇賊。雖臣僚條奏更迭，終莫得其要領。豈馬政各因風士之宜，而非東南之利歟？

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

夫天有五氣以育萬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殺，亦甚盭矣，而始終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罰以糾其民，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蓋裁之以義，推之以仁，則震仇殺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以之善爾。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王道陵遲，禮制隳廢，始專任法以罔其民。於是作為刑書，欲民無犯，而亂獄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成故也。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海同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盛於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憸邪並進，刑政紊矣。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系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為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摭其實，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詔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卷並頒天下，參酌輕重為詳，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准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為《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

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於民，何為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為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既頒行，因下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眾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然至慶曆，又複刪定，增五百條，別為《總例》一卷。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

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內外吏兵奉祿無著令，乃命類次為《祿令》。三司以驛料名數，著為《驛令》。琦又言：「自慶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牴牾。請詔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別為《續附令敕》三卷。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外。熙甯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恒采者賞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複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又曰：「禁于已然之謂敕，禁于未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修書者要當識此。」於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

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宜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刊定。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複熙甯、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後沖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

崇甯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尋下詔追複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毀之。

徽宗每降御筆手詔，變亂舊章。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蔡京當國，欲快己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牴牾，宜令具錄付編修敕令所，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修成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

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複引用。監察禦史劉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為奸，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詔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時在京通用敕內，有已嘗沖改不該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張柄言，亦詔刪削。十年，右僕射秦檜上之。然自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修書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並立。吏部尚書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乃詔削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