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您这是要回去了吗？”日本军官踱到他身前微笑道。

艾文见到他一如既往会感到紧张，况且这一次的确有秘密是不能让这个日本人知道的。

“是的，大佐先生。”

“那就由我的车送您回诊所吧！”

闻言，艾文不禁蹙眉。无论他去哪里，黑色丰田总是跟在身后。田中副官向他多次提出护送，他从不领情。时间久了，倒也习惯后面总有一只黑色跟屁虫。只是每次去洋馆，法兰克都会派专人接送，因此，黑色丰田上的人从不会在这种时候说出送他回去的话来。

“不用劳烦你们，大佐先生。法兰克的司机会送我回去。”

“医生，我与你许久未见，只想谈谈心而已。我想，这个请求并不过分吧？”伊藤浩司露出好似有些受伤的表情，却让艾文对他更是狐疑。

“好吧……”一旦这个日本军官提出要求，往往都是因为他起了疑心，如果在这个时候刻意拒绝，艾文不知道他会不会顺藤去调查。

从洋馆到他的诊所开车只需十分钟，然而艾文现在觉得如坐针毡，这不仅仅是因为心中藏着的秘密，更因为在得知南京的事情后，他根本不愿意与几个日本军人共处。

“医生，我今天似乎见到了一位意外的人物从伊利亚德先生的洋馆中走出来。”坐在身旁的伊藤浩司忽然开口竟是直奔主题。

“大佐先生难道说的是严老板？”艾文知道他必然是要问这些，所以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是的没错，上海最大的米号之一，严老板。”伊藤浩司像是非常欣喜于他的配合，笑意更深。

“我想这并没有什么可值得意外的，法兰克是个商人，他也是商人。”

“当然，你说的很对医生，他们都是商人。不过……据我所知，那个中国人似乎只做大米的生意，而且，虽然他一直准时交供大米给我们，但这不多不少的数量实难让人坚信是出自第一米号的仓库。”

艾文立刻明白这个日本人到底在怀疑什么。不是南京的证据，更不是怀疑严老板的真实身份，而是在怀疑剩下的大米去了哪里？

瞬间，他突然意识到严老板为什么会把关于南京的证据交给法兰克，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些大米！　

严老板要在上海隐藏身份并且继续给中国军队支援，就不得不将一些粮食分给日本人，但是更多的粮食去了哪里？

他猜测，法兰克与严老板在那次援助法租界前的难民之后就一直保持联系。非但如此，剩下的大部分大米很可能都“卖”给了法兰克。而一个法国商人大量购入大米不可能是将它们出口至欧洲。艾文以为，法兰克很可能是以他的名义将那些大米捐献给了国际红十字会，或是经过一番波折送到了中国军队的手中。

国际红十字会需要粮食赈济因淞沪而成为难民的华人，而中国政府肯定不愿意把粮食留给日本人，他们的军队需要那些大米。

不管怎样，以法兰克法国人的身份把粮食交给国际红十字会，这些日本人是拿他无可奈何的。

当然，他能想到的，这个日本人早就想到了。不过伊藤浩司难道还能拦下法兰克的商队吗？

艾文不由一笑：“大佐先生，严老板是个商人，您总不能要求他把所有大米都给你们吧？断送他的财路，迫使他关门歇业，你们不就少了很多免费粮食？”

闻言，伊藤浩司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似的大笑道：“艾文•亚伯医生，你似乎越来越懂得怎么应对我了。”

“你错了大佐先生，这不是应对，我是真心这么认为的。”艾文说得极其诚恳。

伊藤浩司勾起嘴角若有所思地凝视艾文，沉默不语。

直到黑色丰田停在诊所门前他才道：“您到了，医生。”

田中副官走下车为艾文打开了车门。

“晚安，大佐先生。”

“晚安医生。”

当艾文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他们并走到诊所门前时，突然被一股力道猛地拉进怀里，伊藤浩司从后方将他禁锢，嘴贴着他的耳廓轻声道：“医生，南京的事情不是你该管的，你只要老老实实待在这里，我保证不再追究那些大米的去向。”

说完，他便放开艾文径直坐上黑色丰田。

这辆跟了艾文三个月的日本车竟然驶离了霞飞路。

他顿时靠在门上，感到一阵恶寒——为什么伊藤浩司会知道他已经得知南京消息？

忽然，他用钥匙打开诊所的门直奔电话旁，一把抓起它来检查。

没有……

经过一番折腾，他最终在放置电话的柜子后面找到了那样东西——窃听器。

艾文怒不可赦的将它摔在地上猛力一踩，这枚窃听器顿时变得粉碎。

注１：请记住以下这两位都名叫约翰的人吧！

１．约翰•马吉，美国传教士，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４０年５月在南京下关挹江门外的道胜堂教堂传教。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牧师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　马吉牧师曾参与救助中国难民，并拍摄了日本军人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１９４６年，马吉牧师曾经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日，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今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２．　约翰•拉贝，德国商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侵华日军开始袭击南京时，他在南京的住所（同时也是办公地）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１号，作为南京安全区收容难民的２５个国际安全区之一，保护了６００多位难民。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和其他国际友人一同，协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其负责的不足４平方公里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２５万中国人的生命。

１９３８年回到德国，６月８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

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

１９４６年六月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拮据。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

１９５０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１９９７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

（以上注解摘自百度）

事实上当时自愿坚持留在南京帮助华人的外国人还有很多，只是贡献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两位。马吉留下的纪录片和拉贝留下的日记资料成为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我国成功为南京大屠杀申遗的重要证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