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１日

太原陷落徐州失守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保卫武汉迫在眉睫。

是日，武汉会战打响，然而这场战役双方不仅要面对各自的敌人，还要面对地形、瘟疫、物资匮乏等严峻考验。

日军因水土不服而生病的人众多，甚至超过了战斗中的减员数。由于当地爆发瘟疫，导致因疾病而死的人数与战斗中的死伤人数不相上下。

而中国的士兵不但要受到瘟疫折磨，还因缺乏医药使得减员严重。中国政府已将本钱都用于购置军火，这个时候一杆枪，甚至比一个人更重要。士兵勉强有饭吃，野战部队几乎没有医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毅然坚守保卫自己的国土。

另一边，已经成为日本占领区的上海同样受到疾病侵害，由于收容难民已达２０万人以上，公共租界霍乱病例与日俱增，日军当局在６月１５日宣布上海为霍乱区域。

早在淞沪会战结束前夕就停止收容难民的法租界再一次成了安全区，但是法租界内的平民一样担忧恐惧病毒会蔓延至这里。

这一次，艾文要出法租界就必须跨过几重障碍：法兰克•伊利亚德；伊藤浩司；还有他的“病人”们。

事实上要应付这些担惊受怕的人们已经让艾文忙得不可开交，每天都要重复数遍预防霍乱与得了霍乱后的应对方法，还要安抚他们不安的心。

自他发现诊所里被按了窃听器以后，就与李苒在当天晚上把楼上楼下所有房间都翻了个底朝天，除了艾文最初发现的那个，在他和李苒的卧室还有客厅里都有发现。

李苒一开始完全不明白这些长得一摸一样的小玩意是干嘛用的，但在美国长大的艾文自然见过，他的另一个朋友约翰•霍斯顿就成功自制过一个。

艾文简直气炸了，再也不准日本军人跨进诊所一步，包括伊藤浩司和田中副官。

伊藤大佐倒是泰然自若又宽宏大量，没有向艾文道歉，也不介意他对他怒吼，显得非常无所谓。而一边的田中副官脸色苍白，还不停地揉着耳朵，像是它们极其不舒服似的。

那天之后艾文再也没有看见黑色丰田，却是一点也没有安心下来，因为他不知道伊藤浩司撤走了明处的监视，是否会在暗处增加监视人员。

１９３８年７月，德国反犹排犹运动愈演愈烈，然而这时在奥地利（注１）的一批犹太人陆续得到了去往上海的签证（注２）。

７月３１日第一批奥地利籍犹太人约２０人自欧洲抵达上海避难。

反犹排犹似乎预示着欧洲正步步陷入动荡……　

８月１３日上千难民经温州到皖南加入中共新四军。中国共产党的逐渐壮大使得日军不再是无后顾之忧的向前推进，他们意识到占领区的“治安”受到严重威胁，并且抗日情绪有增无减。

是日，李苒突然拉着艾文走进厨房一把把门关上，极小声道：“艾文，我听说武汉战事僵持，但是医药和医护严重匮乏，我想……我想……”由于上次搜出了四个窃听器，导致中国少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必定把艾文带去没有发现过窃听器，隔音较好的厨房商量。

“你怎么知道的？”艾文感到吃惊，虽然他的确有前线战报的消息源，但从未告诉过李苒。

“艾文你还记得吗？春天的时候这里的洋人学校重新开课，你要我回学堂。父亲死后我就视你为亲人，我的大哥，你要我做的事情自然是为我好，所以我答应了。可是授课内容与我当初所学完全不同。虽然洋人先生不会说些鬼子提倡的狗屁主义，但也不会告诉我们中国人的那些文化。所以……我偷偷向红十字会投了志愿者申请……而且他们愿意让我加入。”

李苒在今年３月已经成年，按照中国政府的法律来说是到了适婚年龄，他的确可以向红十字会提交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