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中，詔熙河、涇原、蘭州路州軍官屬職田，每頃歲給錢鈔十千。以其元給田及新造之區，募弓箭手及留其地以為營田，元符三年，朝散郎杜子民奏：「職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首變兩川之法，無給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廣此意，以限月之法，變而均給。士大夫貪冒者，或窮日之力以赴期會，或交書請屬以幸權攝，奔競之風長，廉恥之節喪。乞複元豐均給之法，以養士廉節。」從之。

建中靖國元年，知延安府範純粹奏：「昨帥河東日，聞晉州守臣所得職田，因李君卿為州，諭意屬邑增廣租入，比舊數倍。後襄陵縣令周汲力陳共弊，郡守時彥歲減所入十七八，佃戶始脫苛斂之苦。而晉、絳、陝三州圭腴，素號優厚，多由違法所致。或改易種色，或遣子弟公皂監獲，貪污猥賤，無所不有。乞下河東、陝西監司，悉令改正。」從之。

大觀四年，臣僚言：「圭田欲以養廉，無法制以防之，則貪者奮矣。奸吏挾肥瘠之議，以逞其私，給田有限，課入無算，祖宗深慮其弊，以提點弄獄官察之，而未嘗給以圭租，庶不同其利而分其心也。近歲提點刑獄所受圭租，同于他司，故積年利病，壅于上聞。元豐舊制，檢法官，其屬也，當視其長。自元祐初並提舉常平司職事入提刑司，兼領編敕，遂將提舉官合給之數撥與提刑司，參詳修立，而檢法官亦預焉。」詔依舊法。

政和八年，臣僚言：「尚書省以縣令之選輕，措置自不滿五千戶至滿萬戶遞增給職田一頃。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縣令所得，亦複不齊。多至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百斛，如常之江陰；六百斛，常之宜興。亦六百斛。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三二百。凡在河北、京東京西、荊湖之間，少則有至三二十斛者；二廣、福建有自來無圭租處；川峽四路自守倅至簿、尉，又以一路歲入均給，令固不得而獨有。今欲一概增給一頃，豈可得哉？」詔應縣令職田頃畝未及條格者，催促摽撥。

宣和無年詔：「諸路職官各有職田，所以養廉也。縣召客戶、稅戶，租佃分收，災傷檢覆減放，所以防貪也。諸縣多窬法抑都保正長，及中上戶分佃認納。不問所收厚薄，使之必輸，甚至不知田畝所在，虛認租課。聞之惻然。應違法抑勒及詭名委保者，以違詔論；災傷檢放不盡者，計贓以枉法論；入己者以自盜論。」

靖康元年，詔諸路職田租存田亡者，並與落租額。紹興間，懼其不均，則詔諸路提刑司依法摽撥，官多田少，即於鄰近州縣通融，須管數足。又詔將空閒之田為他司官屬所占者，撥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無職田，選人並親民小使臣，每員月支茶湯錢一十貫文。內雖有職田，每月不及十貫者，皆與補足，所以厚其養廉之利。懼其病民，則委通判、縣令核實，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凡職租不許輒令保正催納，或抑令折納見錢，或無田平白監租，或以虛數勒民代納，或額外過數多取，皆申嚴禁止之令。察以監司，坐以贓罪，所以防其不廉之害。罷廢未幾而復舊，拘借未久而給還，移充糴本，轉收馬料，旋複免行，皆所以示優恩，厲清操也。

若其頃畝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謂三京、潁昌、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興仁隆德、開德、臨安府，秦、揚潭、廣州。

二十頃。發運、圍運使副，總管，副總管，知節鎮，一十五頃。知餘州及廣濟、淮陽、無為、臨江、廣德、興國、南康、南安、建昌、邵武、興化、漢陽、永康軍，並路分鈐轄，一十頃。發運、轉運判官，提舉淮南、兩浙、江南、荊湖東西、河北路鹽事官，通判藩府，八頃。知餘軍及監，並通判節鎮州，鈐轄，安撫副使，都監，路分都監，將官，發運司幹辦公事，七頃。通判餘州及軍，滿萬戶縣令，六頃。藩府判官，錄事參軍，州學教授，並謂承務郎以上者。

都監，發運、轉運司主管文字，滿五千戶縣令，副將官，五頃。節鎮判官，錄事參軍，州學教授，並謂承務郎以上者。

轉運司主管帳司，不滿五千戶縣令，滿萬戶縣丞，餘州都監，走馬承受公事，主管機宜文字，同巡檢，都大巡河，提點馬監，四頃。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藩府及節鎮推官，巡檢，縣、鎮、砦都監、砦主，巡捉私茶鹽，駐泊捉賊，在城監當，餘州判官、學教授，並謂承務郎以上者。

軍、監都監，三頃五十畝。

軍、監判官，餘州推官，餘州及軍、監錄事參軍，巡檢，縣、鎮、砦都監，砦主，巡捉私茶鹽，駐泊捉賊，在城監當，藩府及節鎮曹官，州學教授，謂承直郎以下。

滿五千戶縣丞，滿萬戶縣簿、尉，巡轄馬遞鋪，縣、鎮、砦監當及監堰，三頃。餘州及軍、監曹官，州學教授，謂承直郎以下。

不滿五千戶縣丞，滿五千戶縣簿、尉，巡轄馬遞鋪，縣、鎮、砦監當及監堰，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縣簿、尉，巡轄馬遞鋪，縣、鎮、砦監當及監堰，二頃。

志第一百二十六食貨上一（農田）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為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即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貨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舉於是矣：宗伯掌邦禮，祀必有食貨而後儀物備，賓必有食貨而後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奠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興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後可遠於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用於征戍。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歟。

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興，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枲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群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複作。徽宗既立，蔡京為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欲，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

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為基，向使究其所為，勉而進于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為不長，其租稅征榷，規撫節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于前世，何哉？內則牽于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党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賈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既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複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非是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貸，大率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為黃、老之學者，大忌於紛更，宋法果能然乎？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他技也。

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為鑒者焉。篇次離為上下：其一曰農田，二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動關民生；國以民為本，故列之上篇焉。其一曰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礬，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系國體；國不以利為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為十有四卷雲。

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為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譴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為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為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辟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羨、野無曠土者，議賞。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埆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豐歲，則諭民謹蓋歲，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為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為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三年。

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裏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于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遊惰。所墾田即為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青苗觀之，聽政之次，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帝顧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盡複其租稅。」

端拱初，親耕籍田，以勸農事。然畿甸民苦稅重，兄弟既壯乃析居，其田畝聚稅於一家，即棄去；縣歲按所棄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聞而思革其弊，會知封丘縣竇玭言之，乃詔賜緋魚，絹百匹；擢太子中允，知開封府司錄事，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玭專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實逃亡者，亦搜索于鄰里親戚之家，益造新籍，甚為勞擾，數月罷之。時州縣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盡出，租稅減耗，賦役不均，上下相蒙，積習成敝。乃詔：「諸知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賦稅，招輯流亡，惠恤孤貧，窒塞奸幸，凡民間未便事，限一月附疾置以聞。」而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裏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谷麥貲財，出息不得逾倍，未輸稅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

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粳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粳稻，並免其租。淳化五年，宋、亳數州牛疫，死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時雨沾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直史館陳堯叟等即其州依式製造給民。

凡州縣曠土，許民請佃為永業，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官吏勸民墾田，悉書于印紙，以俟旌賞。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

「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積谷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裏夐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複有匿裏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

詔書累下，許民複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損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遁，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

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吊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委于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

帝覽之喜，令靖條奏以聞。

靖又言：「逃民複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埆瘠複患于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

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真宗景德初，詔諸州不堪牧馬閒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戶多方種蒔，以沃瘠分三等輸課。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牛多瘠死。二年，內出踏犁式，詔河北轉運使詢於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之；且令有司議市牛送河北。又以兵罷，民始務農創什器，遂權除生熟鐵度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敕及臣民所陳田農利害，與鹽鐵判官張若谷、戶部判官王曾等參詳刪定，成《景德農田敕》五卷，三年正月上之。謂等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田土偽濫；且慮別置官煩擾，而諸州長吏除當勸農，乃請少卿、監為刺史、合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兼本路勸農使。詔可。

大中祥符四年，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畬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早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明年，諸州牛疫，又詔民買賣耕牛勿算；繼令群牧司選醫牛古方，頒之天下。

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稔，或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即須上聞，違者重置其罪。先是，民訴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荊湖、淮南、江浙、川峽、廣南水田不得過期，過期者吏勿受；令、佐受訴，即分行檢視，白州遣官覆檢，三司定分數蠲稅；亦有朝旨特增免數及應輸者許其倚格，京畿則特遣官覆檢。太祖時，亦或遣官往外州檢視，不為常制；傷甚，有免覆檢者。至是，又以覆檢煩擾，止遣官就田所閱視，即定蠲數。時久罷畋遊，令開封府諭民，京城四面禁圍草城，許其耕牧。三年，詔民有孝弟力田、儲蓄歲計者，長吏倍存恤之。

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黜陟。

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辟。仁宗繼之，益務約己愛人。即位之初，下詔曰：「今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複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蔔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

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初，真宗崩，內遣中人持金賜玉泉山僧寺市田，言為先帝植福，後毋以為例。繇是寺觀稍益市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連言：「頃歲中人至漣水軍，稱詔市民田給僧寺，非舊制。」詔還民田，收其直入官。後承平浸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帝敦本務農，屢詔勸劭，觀稼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農為兵，詔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磁、相、邢、洺、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閒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知田事，請命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是秋，詔曰：「仍歲饑歉，民多失職。今秋稼甫登，方事斂獲，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逮者速決之。」

帝每以水旱為憂，寶元初，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為令。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為贖令，鄉民以谷麥，市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為而仲淹罷，事遂止。皇祐中，于苑中作寶岐殿，每歲召輔臣觀刈谷麥，自是罕複出郊矣。

帝聞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為閑民。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複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限，百日複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為言。民被災而流者，又複其蠲複，緩其期招之。詔諸州長吏、令、佐能勸民修陂池、溝洫之久廢者，及墾辟荒田、增稅二十萬已上，議賞；監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賞亦如之。

久之，天下生齒益蕃，辟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為縣。嘉祐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辟，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犁、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十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為膏腴。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遂留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複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為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

天下墾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錄》雲，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二萬余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繇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又川峽、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至天聖中，國史則雲：開寶末，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而開寶之數乃倍于景德，則謂之所錄，固未得其實。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而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敘《治平錄》者以謂此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如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余萬頃。是時，累朝相承，重於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而廢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頃。

治平四年，詔曰：「歲比不登，今春時雨，農民桑蠶、谷麥，眾作勤勞，一歲之功，並在此時。其委安撫、轉運司敕戒州縣吏，省事息民，無奪其時。」「諸路逃田三十年者除其稅十四，四十年以上十五，五十年以上六分，百年以上七分；佃及十年輸五分，二十年輸七分，著為令。」

神宗熙甯元年，襄州宜城令朱紘複修水渠，溉田六千頃，詔遷一官。權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在法，請田戶五年內科役皆免。貶汝州四縣客戶，不一二年便為舊戶糾抉，與之同役，因此即又逃竄，田土荒萊。欲乞置墾田務，差官專領，籍四縣荒田，召人請射。更不以其人隸屬諸縣版籍，須五年乃撥附，則五年內自無差科。如招及千戶以上者，優獎。」詔不置務，餘從所請。

明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垾、堤堰、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民占荒逃田若歸業者，責相保任，逃稅者保任為輸之。已行新法縣分，田土頃畝、川港陂塘之類，令、佐受代，具墾辟開修之數授諸代者，令照籍有實乃代。

中書議勸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縣約以為貲，升其戶等耳。宜申條禁。」於是司農寺諸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閡戎馬。官計其活茂多寡，得差減在戶租數；活不及數者罰，責之補種。

興修水利田，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神宗元豐元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谷，京西南路流民買耕牛者免征。五年，都水使者范三淵奏：「自大名抵乾寧，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頃，乞募人耕種。」從之。

哲宗即位，宣仁太后臨朝，首起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委之以政。詔天下臣民皆得以封事言民間疾苦。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于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浚發德音，使畎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

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仿屋粟、裏布為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為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負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為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元祐四年，詔：「瀕河州縣，積水冒田。在任官能為民經畫疏導溝畎，退出良田自百頃至千頃，第賞。

崇甯中，廣東南路轉運判官王覺，以開闢荒田幾及萬頃，詔遷一官。其後，知州、部使者以能課民種桑棗者，率優其第秩焉。政和六年，立管幹圩岸、圍岸官法，在官三年，無隳損堙塞者賞之。京畿提點刑獄王本言：「前任提舉常平，根括諸縣天荒瘠鹵地一萬二千餘頃入稻田務，已佃者五千三百余頃，尚慮令、佐不肯究心。」詔比開墾鹼地格推賞。平江府興修圍田二千餘頃，令、佐而下以差減磨勘年。

八年，權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任諒奏：「高郵軍有逃田四百四十六頃，楚州九百七十四頃，泰州五百七十二頃，平江府四百九十七頃，以六路計之，何可勝數。欲諸縣專選官按籍根括。」詔無丞處委他官，餘並從之。

宣和二年，臣僚上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上意，欲立四證驗之：按田萊荒治之跡，較戶產登降之籍，驗米穀貴賤之價，考租賦盈虧之數。四證具，則其實著矣。」命中書審定取旨。五年，詔：「江東轉運司根括到逃田一百六十頃一十六畝，兩浙根括到四百五十六頃，召人出租，專充今年增屯戍兵衣糧。」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為十畝；限外之數，並同編戶差科。七年，又詔：「內外宮觀舍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不免科差、徭役、支移。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

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命有司招誘農民，歸業者振貸之，蠲欠租，免耕牛稅。五年，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大略謂：「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使為農，以耕田之羨。雜紐錢谷，以為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馬，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此方百里之縣所出賦稅之數。

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余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二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綿絹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尋以勳為桂州節度掌書記。

建炎以來，內外用兵，所在多逃絕之田。紹興二年四月，詔兩浙路收買牛具，貸淮東人戶。七月，詔：知興國軍王綯、知永興縣陳升率先奉詔誘民墾田，各增一秩。三年九月，戶部言：「百姓棄產，已詔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已請射及充職田者，並聽歸業。孤幼及親屬應得財產者，守令驗實給還，冒占者論如律。州縣奉行不虔，監司按劾。」從之。先是，臣僚言：「近詔州縣拘籍被虜百姓稅賦，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實，其間有父母被虜兒女存者，有中道脫者，有全家被虜而親屬偶歸者，一概籍沒，人情皇皇。」故有是命。